雪域藏家的艺术人生

　　叶星生(藏名：群则嘉措)，男，1948年8月生，四川成都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收藏家协会副会长，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理事、西藏收藏家协会会长，西藏博物馆名誉馆长，西藏大学客座教授。西藏第六、第七、第八届政协委员。1999年，他将自己数十年珍藏的价值近亿元的2300件藏品全部捐赠给西藏，被评为“中国民间文化保护十大杰出人物”，获得美国联邦肯塔基克罗最高荣誉奖。2014年12月，荣获“亚洲杰出成就奖——亚洲艺术创新奖”。

叶星生

　　4月的北京，春意盎然。4月21日下午，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记者见到了仰慕已久的著名画家、中国藏学研究会研究员、中国收藏家协会副会长、西藏收藏家协会会长叶星生。

　　今年67岁的叶星生老人，红光满面，精神矍铄。记者到来时，来自福建、广东、贵州的佛门同道恰巧前来拜访他。刚一落座，他便与记者谈起自己今年要办的两件大事：一是为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由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等单位联合将在北京举办《雪域之子，话说西藏——叶星生西藏艺术50年美术作品展》。此次展览，4月9日已经得到中央统战部办公厅的批复，目前正在加紧筹备。届时，将展出他从1961年进藏以来，各时期的速写、素描和壁画等作品200多幅。二是今年9月1日，将正式发行《西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纪念邮票。这套邮票一套三枚，分别为美丽西藏、富饶西藏、幸福西藏。此套邮票，是他应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专门邀请进行设计创作的。

　　多个“第一”的传奇

　　记者：从绘画、收藏到藏学研究保护和发展，从青涩少年到一名老者，50年来您曾创造了无数个“第一”。是什么力量驱使您有着如此的坚守和执着?

　　叶星生：我出生在四川成都，7岁时，与巴蜀画家冯灌父同住一个院子，受他的影响爱上了画画，9岁时，画了一幅山茶花，寄给了在西藏工作的父亲，一直保留至今。记得那是1961年，当时才13岁，我随同在第十八军的父母一起进藏。坐上一辆军车，摇摇晃晃半个多月才来到西藏。在一个被称为藏文化摇篮的山南地区，第一次看见西藏的寺庙。金色的屋顶，唐卡，彩幔，壁画，五光十色，在香火缭绕和青烟梵唱之中，显得无比的神圣，寺庙上的壁画历经千年风霜侵蚀，仍色彩鲜艳，栩栩如生，从未见过的神奇内容，厚重的色彩，流畅的线条，满墙的金碧辉煌使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不久，我开始在始建于公元7世纪的山南昌珠寺，临摹了我进藏后的第一幅壁画，并神奇般地从一位老僧人手里，获得了进藏后的第一件藏品—— 一件绿釉酸奶罐。正是这件绿釉酸奶罐，一直陪伴我到今天，足足半个多世纪。也是那一年，我成为当时西藏最高学府——西藏拉萨中学里第一位汉族学生，并拜学校的美术教员(十世班禅画师)西洛老人为师。从此，我便与西藏民间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

　　究竟创造了多少个“第一”，我并没有特别在意。我只是知道，至今像我一样，专门从事藏族艺术创作、收藏、研究，一直坚持半个世纪的人还不多。作为一位“老西藏”，我尽己所能，不惜重金来抢救、保护藏族民间文化遗产。作为一名收藏家，我认为非常值得。

　　画为媒倾力收藏

　　记者：因为绘画，使您也同时喜爱上了收藏。同为美的事物，您对它们却有着不一样的情感。艺术界人士称，您的《赛牦牛》画作，开辟了在纯棉布上作画的新篇章，成为中国美术馆展品中的第一幅西藏布画。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叶星生：不管是偶然性还是必然性，绘画无形中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收藏，两者相互联系，又密不可分。50年来，可以说，我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美丽而纯净的西藏。我视“藏派丹青”为传统，画就是我的生命，我所追求的是用绘画艺术创作，来表达对藏族文化的诠释和对生命的顿悟。我始终认为，绘画和收藏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但两者都是很重要的，就像绘画和收藏，都是我个人艺术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两者的原始动机都是对西藏文化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是对藏族文化的崇拜和陶醉。很多时候，我从不掩饰自己对藏族文化的折服，因为在我的绘画与收藏中，西藏永远都是必然的、唯一的选择。

　　记者：在收藏过程中，您的藏品有哪些主要特点和不同?有哪些不同的分类?

　　叶星生：我的藏品，主要分为民俗文化、宗教艺术两大部分。民俗文化又划分为远古文明、生产生活、餐饮文化、民居艺术、服饰艺术、武器盔甲和草原文化七个系列。宗教艺术划分为唐卡艺术、佛像艺术、木雕艺术、法器饰件、擦擦和麻尼石刻等六个系列。

　　西藏传统艺术品，在商贩手里称为旧货，在我手里便是藏品。每件展品都展示着一种工艺、一种智慧，数十件展品组合在一起表现出一门学科、一门文化，将所有的展品连成一片，便是藏民族一段辉煌的文明与历史。经过40年的收藏积累，我才懂得这个民族的分量有多重、有多伟大，这点也许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记者：痴迷唐卡，也是您的不同艺术追求和领域，年轻时赶上“文化大革命”，一定受过不少磨难，有不少难忘的回忆。

　　叶星生：我钟爱和痴迷唐卡，也是一种必然选择。说起收藏，我的起步很早，完全是在不经意中进入的。1966年，我才18岁，便被从拉萨城关区借调到位于大昭寺二楼大经堂，当时的“红卫兵破‘四旧’成果展览办公室”工作。当时，展厅里堆满了从各寺院搜罗来的“四旧”物品。有经书、法号、印鉴、丝绣藏袍、人头骨碗等等，还有一批密宗双修唐卡。最让我触目惊心的是布制巴嫫——女魔，极丑又极美，看着这些美的事物被当作“四旧”要被毁掉，我难过极了，于是就藏在伙房里，看见没人的时候就从火堆和炉灶里掏出来一些东西藏起来。一次，我被当保管员兼炊事员的青海藏族大姐才巴措看到了，一时不知所措，谎称要拿几块印经板去研究批判。才巴措大姐心照不宣，表面上责怪我，暗地里却在保护着我。她还从墙上扯下一幅唐卡，将几块印经板包起来塞给我，并且护送我安全穿过经堂长廊，给我提供保护。后来，我又大胆地在精美的经板背面涂上红油漆，书写毛主席语录，挂在宣传长廊上，还受到领导表扬，从此毫无风险地把东西保留了下来。并用布唐卡背面来搞展厅设计图，又若无其事地带回家继续完成。

　　这种小伎俩，最终还是被人识破，再加上我的家庭出身不好，很快就被划上了“迷恋封、资、伪”的罪名。年仅21岁时，我还被送进了“牛鬼蛇神”学习班，进行思想改造。即使这样，我也没有放弃，还是坚定地做自己的收藏事情。

　　爱心捐赠西藏

　　记者：在西藏，听说您有件“碗套”，里边蕴藏着藏汉一家亲的故事。

　　叶星生：是的。这种碗是汉地的青花碗，套则是藏地的牛皮套，瓷碗深深放进套里，套紧紧地包裹住瓷碗，碗离开套碗破碎，套离开碗无依靠。只有合二为一成为一个整体，才能千里跋涉，难以摧毁。就像我对西藏的感情，离不开舍不下，我热爱西藏艺术并且执着西藏艺术。这些来自民间的伟大创作，成为西藏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这使我们可以看到西藏人民的品格与风貌、理想与追求，也可以看到西藏人民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不仅崇尚神的施舍，更重要的是依赖他们自身的力量，用辛勤的劳动智慧，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历史。我常说“我是西藏人民的汉族儿子”这句话，我更深爱着自己的母亲和由母亲所创造出的民间文化和民间收藏。

　　记者：十多年前，您将数十年珍藏的价值8000多万元的藏品捐了出来，震惊了世界，还被评为“中国民间文化保护十大杰出人物”，并获得美国联邦肯塔基克罗最高荣誉奖，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扬和肯定。您今天怎么看这件事情?

　　叶星生：当时，我在给西藏自治区政府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在经过不知道多少个不眠之夜，我逐渐清晰了多少年来萦绕在心里的一个愿望——将我视若生命的民间艺术珍藏，全部回报西藏这块抚育我成长的土地，报恩于厚爱我的西藏人民。”当我将价值近亿元的藏品全部捐赠给国家后，我才真正感觉到自己的心始终和西藏人民的心一起在跳动，这些藏品就像自己收养的儿子一样，它必须离开自己，回到祖国、回到西藏母亲的怀抱。我认为，通过这些捐赠活动，有利于增强民族团结，共同保护藏民族文化，使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保护，从而提高广大僧众及群众保护文化的自觉性，加大寺庙文物保护的力度。

　　守望藏学雪域人

　　记者：作为藏学文化的守望者，您从事西藏艺术近半个世纪，是西藏社会发展、变化的参与者、见证人，尤其是为西藏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做出了突出贡献，曾受到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和鼓励。对我国藏学研究的未来和发展，您怎么看?

　　叶星生：一切文学艺术都会起到教育人、引导人、激励人、塑造人的作用。学习、研究和发展藏文化的精髓，一样可以激励更多人。守望藏学文化，也是宣传、弘扬藏学文化，这是一笔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是历史的见证，是西藏人民智慧的结晶。同时，在藏学文化中，能更真实地体现藏族人民的勤劳、智慧和在艰苦环境中的个性。其实更大的意义在于，共同努力守望水乳交融的藏汉关系。我13岁就进藏，在藏区待了40年，见证着西藏日新月异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热爱这片纯净的土地，热爱这片净土上淳朴善良的藏族同胞，是他们的智慧与勤劳在离天最近的西藏创造出了最璀璨的文化。我作为藏族人民的汉族儿子，有义务、有责任守望藏学文化，去将传统文化宣传、传承下去，使藏汉关系水乳交融。

　　记者：2014年12月18日，“亚洲杰出成就奖颁奖大会”在香港举行，您荣获了“亚洲杰出成就奖——亚洲艺术创新奖”，并被亚洲杰出成就奖联合会聘为艺术类评选专家。这里，一定有您非凡的艺术成就。

　　叶星生：我当时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一级美术师的身份获得了这项荣誉，与其是说对我，不如说是对国家和西藏人民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