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天赐， 红色绘画时代的另一抹色彩

 江苏省美术馆油雕院画家苏为记得，小时候，他和姐姐们曾有一本外国童话，名叫《用不同的眼睛看》。父亲苏天赐时常对孩子们夸赞这本书。年幼的苏为并不知这本书名有些奇怪的童话精彩在何处。多年后，苏为才理解父亲的想法，“搞艺术就是要用自己的眼睛看。不光是艺术家，每个人都应该用自己的脑子去分析和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通过自己的观点去看，去创造，这很重要。”在他看来，父亲一生都秉承这样的艺术观念：“不拾人牙慧，不人云亦云。”

在中国油画的百年历史上，苏天赐是一位不可忽略的画家。源自西方的油画，如何在东方思维下融合演变为中国学派，一直是林风眠、刘海粟、吴冠中、苏天赐等画家实践的课题。西学东渐的探索，绝非简单的技法模仿或东西方思维的转换，而是从无到有的创新。用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的评价，苏天赐的油画作品“堪称现当代中国美术中西融合的成功探索”。

今年是画家苏天赐逝世10周年，他的个人回顾展《我站在画布前——苏天赐的艺术世界》于8月25日在南京博物院举行，展览将展出画家100多件包括速写、肖像、风景等不同种类的画作。此外，苏天赐的子女还收集了父亲的家书、信件等遗物一同陈列在展览中。苏天赐酷爱中西方文学，苏为希望通过画作、家书和信件的展示，能还原父亲绘画创作的精神历程。

一壶烧不开的水

苏天赐的早期画作描绘阳江县城北面山上的宋代石塔。童年苏天赐以山上的石塔、古庙和古树为游乐场，亦养成寡言却内心丰富、热爱自然的性情。同为杭州国立艺专的学生，妻子凌环如向《第一财经日报》回忆在校时的苏天赐，是一副沉默的形象，“在林风眠画室，他常常是满身油画颜料，不怎么说话，很安静。”

苏天赐长女、画家苏凌回忆说，1968年，父亲被发配到浦口农场，她与苏为去农场探视，父亲正在打扫猪圈，两人站在他身后，苏天赐却毫无反应。“父亲做什么事都特别投入、认真。那时候开会不是斗别人，就是别人批斗他。只有待在猪圈能让他感到安宁。”苏凌说。

劳动期间，苏天赐不得不暂别画笔，可鹅卵石、盐水和泥土转而成了新的表达工具。他用这些触手可及的材料制作了很多小猪雕塑。还用猪耳朵上的毛制作毛笔，猪毛坚硬，勾出的线条也刚劲有力，用以绘制桅杆和树枝很是合宜。

苏天赐早期代表作是《蓝衣女青年像》和《黑衣女青年像》。这两幅以妻子为原型的画作倾注了苏天赐的爱，也触发了他更为成熟的艺术探索，能在造型和色彩上看到马蒂斯、莫迪里阿尼等大师的踪迹，但苏天赐的线条显然是属于中国的。当时，在老师林风眠的启发下，苏天赐借鉴了汉代壁画线中灵动、柔韧的线条。

但随后到来的文艺整风将苏天赐推上风口浪尖，连绵不绝的政治运动又耗尽其精力。“文革”时期，他的很多画作被毁或遗失。《黑衣女青年像》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几乎都因“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而遭批判，存放在四旧室中十年，幸而被一名有心的学生从垃圾堆中捡拾回来。如今，这件作品已作为苏天赐仅存的早期代表作之一入藏中国美术馆。

1958年至“文革”结束，苏天赐在教学、政治运动与下放劳动中度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甚至暂停了创作。在当时年幼的苏为记忆中，“1960年前，就像是伊甸园，我们家每周都会到玄武湖边聚会。那之后，父亲就忙着开会、参加思想运动，精神开始紧张起来，姐姐们则到乡下插队。”

2006年，苏天赐临终前撰文回忆自己的创作历程时，慨叹人生，“我自嘲自己是一壶烧不开的水，它烧烧停停，总在盼望那炉火的再续。”

一种生命的密度

尽管苏天赐生在中国政治运动最密集的年代，他的画作却有不同于狂热时代的清新色彩。

“他画中的气氛有一种生命的密度。一种质朴的真实感，不是用文字所能传达的。”哲学家熊秉明认为，苏天赐创作于1953年的《女社员黑媛》，有一种“中国民族和中国乡土所特有的气息”，“是政治的锣鼓之外、市场的喧嚣之外的生命与艺术的另一种声音”。

1950年代之后的将近30年中，“红色绘画”成为中国美术界的一股浪潮。那时，苏天赐也画了很多工农兵像及反映新社会建设成就的画作。但他也有纠结与苦闷：“胸间塞满了惶惑和苦恼……当年那种单纯的快乐已经消失了。”

在苏为眼中，父亲所画的《春风杨柳万千条》是一次将中国画情调、西方写实绘画与时代要求相融合的尝试，“父亲将春意、民族风情和时代感融合在一起，但完成后引来很大争议，有人批评是资产阶级情调。”

直至1979年，政治氛围宽松，苏天赐常和学生一起去浙江南部写生，画面常是水汽氤氲，中国画的写意元素越来越深地进入了他的画面。在苏凌看来：“那段时间是父亲艺术创作最为愉悦的阶段之一。完全解放了，自由了。”

苏天赐曾在散文中回忆童年的那座山，“当时我每逢遇到什么挫折、情绪低落无可排遣时就爱爬上山顶，坐在塔影里眺望。”

在生命的最后三年，苏天赐将画室迁到南京郊外的汤山。在一座湖边别墅中，他手执画笔，又一次贴近了自幼向往的自然。

责任编辑：赵江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