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末日——如我们所知

“我们知道我们可能因此掉下悬崖，但是管他呢，这些事情和我的生活之惨淡相比算什么?就让我们搞砸吧，看看会剩下来什么。”这话听起来像是特朗普和脱欧支持者的动机说明，然而这是一种末世民粹主义：“我们知道这样做会带来经济崩溃、政治危机，甚至核战争，然而至少好过我们目前正在承受的侮辱和无能感。”

我们对过去一年的时间感到震惊，尤其是英国脱欧、日益强大的欧洲新法西斯党派、土耳其民主的消逝，以及特朗普的崛起——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找一个使这些事件自圆其说的框架。我们尤其需要理解特朗普，来理解白人的工人和中低层阶级人口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何以如此剧烈地、在经济和文化上被排挤，而他们日益增加的不满何以被动员为排外心理和种族主义。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无能(impotence)——被排挤、被重新规划、被不合适地重新命名——发生效用的程度。我有意想要通过“无能”这个词来既提出一种政治无力感，也描述一种社会经济的阉割。政治无力感来自于民主的败坏，而阉割则指向长久以来一直与白人、男性、阶级连在一起的期待与权力。

今天，美国的性别政治已经裂开。在性暴力、仇视女性，以及妇女在经济、政治、社会上遭遇的持续不平等，都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发酵。这种爆裂并不是希拉里或者特朗普造成的，但是这两人各自的竞选阵营都是这种性别问题爆裂的现场，并生发出一些非常可观的反响，诸如梅根·凯莉(Megyn Kelly)那强健的企业女性主义。 第五波女性主义正在发生，与其肩并肩的，是以不同武器来处理性别议题的酷儿和跨性别运动，以及“黑人命也是命”和移民权利运动，这些都体现出女性抗争的不同维度，为了生命、归属、平等、地位抗争。这些都振奋人心，无论对于人类还是为非人类世界都打开了新的意义和可能性。不仅仅是希拉里的总统竞选，这所有的一切，都自然地加重了白人男性被阉割的暴怒。我们也可以在英国围绕脱欧，或者在更广泛的欧洲举出类似的例子。

然而，重要的是，我们不仅需要关注新法西斯白人民族主义党派，比如法国的国家前线和希腊的金色黎明。虽然现实具有这种维度让人恐慌，但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我们所见的种族主义和排外心理在此刻以这种特定的新法西斯主义形式显现，而不是其他更加温和的形式。这些新的右翼运动不仅仅是种族歧视，他们还否定了更广泛更经典的民主政治原则，无论是自由派的还是激进派的原则，除此之外，他们追求以一个强大的权威主义国家取而代之。我们目前所见的，并不是流行的主权国家对于包容、平等、自由的呼吁;我们所见的，是大型的谋害压迫，对法律、平等、公民自由，以及普世包容的蔑视;我们所见的，是对民主基本原则深层的，大规模的拒斥。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在过去四十年所打造的状况——一种广泛的，深层的对民主的拒斥，不仅仅是对社会民主，还对政治民主。

在美国总统竞选中，新自由主义的其他方面也体现出来。是的，一个像特朗普这样的人能够成为共和党候选人的确不可思议，看看他那桀骜不羁的自恋、反社会人格倾向，以及荒诞的自吹自擂。然而对于2016年来说并非不可思议的是，一个富有的房地产开发商把他的商业小聪明和商业性成功当作总统竞选的资格。这便是政治生活和政治意义转化为市场和经济意义的典范。撇开人格问题不谈，特朗普这次打的牌是将自己宣传为一个商人——暗示着他能够为行政办公室带来他在做交易时、在竞争中打败对方的能力。他无意展示对宪法的熟识，也从未承诺他会代表人民、执行法律，或者与国会紧密合作。他在商业和娱乐业中的成就顺利成为了他当选总统的理由，这一点完全符合新自由主义对民主的侵袭。

然而过去的一两年中还有其他前所未有的维度：贾斯汀·特鲁多在加拿大出现、伯尼·桑德斯在美国出现、杰瑞米·科宾在英国的出现，还有希腊的激进左翼(SYRIZA)、西班牙的“我们可以”党(Podemos)和“愤怒者”运动(the Indignados)。我们原本关注诸如“占领”的运动，因为我们或多或少放弃了党派政治——早就放弃了美国的民主党政治和英国的工党政治。但是现在我们有理由重新考虑了，上面提到的这些党派非常清晰地明白，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已经崩塌了，而且它本身即是残酷且不稳定的。我从中看到了希望。当然，一旦这些党派当权了，他们必须要面对国际金融规则。这时，左派当政将会举步维艰，尤其是当财政势力想要弄垮政府时。这一点问问激进左翼就知道。

责任编辑：赵江伟